印刷常识

当前位置: 上海海发印务 > 印刷常识 > 正文

论印刷媒介对近代早期英国教育变革的影响 | 张炜

2019-01-26 11:00 111

2011年  第2期

论印刷媒介

对近代早期英国教育变革的影响

张 炜

▲▲▲

摘 要:受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深刻影响,近代早期英国教育领域发生了一次涉及教育理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的全方位变革,而印刷媒介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量人文主义印刷书的出现加快了新知识的传播和接受;印刷媒介促进了大学教学方式的改进和学科的发展;印刷媒介推动了初、中等教育的普及和教学内容的统一。总之,印刷媒介是这场变革的主要推动力,进而为英国现代教育制度的最终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

关键词:印刷媒介;近代早期英国;教育变革;现代教育制度

从15、16世纪开始,在中世纪以神启为核心、由天主教会全权负责的英国教育领域内,正逐步经受着来自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浪潮的冲击,这使英国高等、初等教育发生了一次涉及教育理念、教学内容和方式的全方位变革,为现代英国教育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因此,教育史家常常将这一时期的诸多变化冠之以“教育革命”。

正当英国学校教育经历深刻变革之际,也是印刷术(本文指出现于15世纪中叶的金属活字印刷术)真正走上欧洲历史舞台的时期。这种时空上的“巧遇”不是偶然的。有学者认为,传播技术的变化无一例外地产生了三种结果:它们改变了人的兴趣结构(人们所考虑的事情)、符号的类型(人用以思维的工具)以及社区的本质(思想起源的地方)。具体到印刷媒介对近代早期英国教育变革的作用,国内不少学者也曾指出其重要性,但大都缺乏相应的论述。本文拟从印刷媒介在传播信息方面所独具的稳定性和广泛性出发,对其在这场教育变革中发挥的重要影响进行较为细致的梳理。换句话说,欲解释这场教育变革何以如此风行草偃,就必须重视印刷媒介的力量,这便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主题。

人文主义印刷书的制售与传播

从15世纪中期以来,牛津、剑桥等英国主要大学受到来自意大利文艺复兴思潮的强烈影响,教学理念开始转向对人文主义的诉求。所谓人文主义者的典型活动,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便是编辑制作拉丁语和希腊语文本,将希腊语著作翻译成拉丁语,旨在恢复和复兴古代的知识与修辞、古代用语的纯洁以及古代论辩的技巧。这便促使人文主义者们去寻找在中世纪被忽略或被遗忘的古典作品,或者找到比中世纪更好的文本。如著名的牛津“三友”格罗辛、林纳克及拉蒂莫尔便曾先后侨居意大利,后来通力合作促进英格兰人文主义教育;而剑桥大学虽然在接受人文主义思想的时间上有些姗姗来迟,然而经过16世纪的进步,后来竟然赶上了牛津大学,从而使英国高等教育显现出了焕然一新的面貌。

就在英国高等教育发生变革伊始,印刷媒介便紧随其后登上历史舞台。 1476年,英国人卡克斯顿将从德国学到的金属活字印刷技术引入国内,在威斯敏斯特成立了英国历史上第一家印刷所。由于卡克斯顿在返回英国之前长期身处欧洲书籍生产和贸易的中心,他肯定对这种“新知识”已经有了粗浅的了解。于是,在回国后,他曾先后印刷过数本深受新知识启发的学者的著作,如特拉弗萨尼的《新修辞》(1479)及其缩略本(1480)等。波吉奥·布拉乔里尼也曾引起过卡克斯顿的关注,在其出版书籍的序言和后记中曾提到过这位意大利作家。此外,卡克斯顿在《伊索寓言》(1484)中印制了波吉奥的《诙谐集》。值得注意的是,卡克斯顿的作品中还有不少英国人文主义者的翻译之作,例如他曾出版过沃切斯特伯爵翻译的西塞罗作品《论友谊》。

就在卡克斯顿成立印刷所后不久,一位名叫鲁德的科隆人在牛津成立了一家印刷所(1478)。在鲁德的作品中,已知产自牛津的共有17部书。他在1479年印制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拉丁文本是在牛津出品的第一部人文主义作品。在其另外十几种印刷品中,还有不少开英国风气之先的作品,如西塞罗的演讲录和人文主义者格里佛里尼的《法拉利斯书信》。当时,牛津大学对新知识有着较为强烈的需求,拉丁语已然是学校的一门重要课程。鲁德的印刷所尽管不隶属于大学,但无疑可以在良好的人文环境下为大学提供服务。

紧随鲁德之后,一位当教师的匿名印刷商于1479至1486年间在圣阿尔班斯开展印刷业务。据统计,这家印刷所在其有据可查的7年时间内先后印制了9部作品。

从1518年开始,英国印刷商大规模出版人文主义书籍。第一本在英国用罗马字体印刷的书籍出自平逊之手(1509)。此时,他和另一位著名印刷商德·沃德分别在伦敦建立的印刷所已经拥有了更加精良的设备,可以为两所大学提供学校文法书。此外,与牛津大学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的斯科拉于1517至1528年间印制的书籍都属人文主义作品,而且也特别重视大学和学校所用的基础拉丁语课本。在剑桥,从16世纪初期投身学术著作印刷事业的印刷商是莱尔,他在1520或1521年来到剑桥时便已带来了克洛克的一部人文主义作品。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他主要是为剑桥的人文主义团体印制书籍。这位年轻的印刷商除了在未被授权的情况下印制过伊拉斯谟作品外,还出品了两种主要著作,即盖伦的《论气质》(林纳克翻译,第一版),以及埃利奥特爵士的《智慧女神》,该书曾被哥德施密特描述为“在英格兰出版的关于人文主义运动最明晰的宣言”。

16世纪中期以后,有更多印刷商参与到了印制人文主义书籍的行列中。一度担任皇家印刷商的伯瑟莱特在1545年印行了圣约翰学院院士卡特作品的注释本,该书在此后多次再版,成为剑桥最流行的课本之一。毕业于国王学院的威尔逊所写的《理性的规则》也由格拉夫顿在1551和1553年印制,其后又由金斯敦出版,是第一部用英语出版的亚里士多德派逻辑学著作。

尽管上述出自英国印刷商之手的作品已为数不少,但由于当时英国印刷商在生产技术上还落后于欧洲大陆,其所生产的拉丁语产品与大陆印刷商的产品相比还处于劣势。为了满足这一时期人文主义教育的需求,英国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倚重于书籍的进口。事实上,16世纪教科书的国际性质在英格兰显得尤其突出。商人们通常通过大陆港口进行守法贸易,他们不仅携书而来,而且还在欧洲大陆委托订制所需的版本。当时伦敦已是大陆印刷品的集散中心,而一些外国印刷商似乎并不满足于此,纷纷在牛津等地建立了藏书库。此外,在斯托布里奇集市的外国商人通过水路运送他们的货物,也是书籍交易的主要场所之一。与外国商人展开竞争的是英国的布里克曼家族。从16世纪早期开始,他们便在英国书籍贸易中建立了一套体系。随着事业的不断发展,到1570年,该家族已经完全主导了此项贸易。

留存至今的证据可以表明,在牛津和剑桥出售和收藏书籍的规模在1500年后的50年里得到了长足扩展。证据主要来自当时书商的出售记录。牛津书商多尼的《每日书》列出了1520年1至12月他所售卖的书籍,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人文主义范畴:在2000余个条目中,含有伊拉斯谟150部作品的270个版本。同时,我们也可看出,勒费弗尔新做的亚里士多德的评论集、特拉布宗的乔治撰写的课程辅导书以及瓦拉的《拉丁辞藻》也都非常流行。剑桥书商戈弗雷留下的书单,时间大约从1527年至1533年。戈弗雷的账册上不仅记录有印刷场所,而且与多尼的记录内容相比,增添了很多印刷商的名字。其中,除平逊和德·沃德外,其余印刷商都不在英国从事印刷活动。总体来看,牛津书商列出的书籍数为1097本,剑桥书商则达到4108本,由此可以窥见16世纪前半期书籍买卖的繁荣景象。

16世纪英国境内流通的印刷书,其数额之多,已经基本可以让识字的人都有机会读到。在数万种书籍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教育用书,在思想内容方面尤以人文主义为主,应该说印刷商和书商在这一时期“新知识”的传播上扮演了关键角色,而大学及其教师和学生则是这些书籍的主要购买者和收藏者。

当时,牛津大学圣体学院图书馆收藏有数目可观的人文主义印刷书,而舍伍德、福克斯和格罗辛等人都是享誉一时的著名收藏家。此外,还有很多不太知名的人士创建的图书馆也收藏有大量人文主义书籍。例如,在1507至1554年牛津一座私人图书馆的详细目录(超过100条)中,记录有20本伊拉斯谟的书,5本瓦拉的作品,另有零星的法尔福、勒费弗尔等人的作品,同时还包括大量希腊语和拉丁语语法书和词典。剑桥的一份书单在时间上稍晚一些,记录了1535至1536年大学教学人员拥有书籍的情况,其中包括24本瓦拉作品的版本,而且平均每个人占有3本。

除教师以外,学生中也不乏收藏者。有学者在相关材料中发现了一个名叫约翰·迪的剑桥普通学生的藏书清单。另据切克爵士的说法,当时在圣约翰学院,每个男孩手中都有一本伊索克拉底的作品。

印刷媒介推动大学教学方式的改进和学科的发展

从教学方式来看,中世纪主要依赖口授。学校为本科生提供内容宽泛的讲座,刚刚毕业的文科学士大声朗读指定的课本,并以逐词注释的形式向学生讲授相关信息。流传下来的一个故事说,当一名学生被问到他在学校里读了什么书时,他说:“我只是听,没有读。”。这个故事依据的是教师和学生行为之间的区别:“教”便是“读”,而学生则是“听”,而且并没有想过要积极地听。他们依据讲座者的话做笔记,讲者则读得尽量缓慢以使学生能逐字记下。本质上,这种经院哲学式的方法无非是训练学生根据某些预先设立、正式被承认的标准来解释文本。

但在文艺复兴思潮影响下,这种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在牛津,经院哲学的教法开始受到质疑,并逐渐从中世纪的课程提纲转向“人文主义”的课程;从基于辨证和亚里士多德的方式转向更加强调修辞和伊拉斯谟的方式;由基于聆听到基于阅读。文学艺术课程的新发展要求学生不再仅是聆听,而且还要读和写。无疑,从印刷所里制作出的相对便宜的文本满足了他们的此项需要。

在欧洲大陆印制的很多教材被书商作为一种投机产品带回英格兰,从而为这种新兴的教学风格提供了机会。现在,学生们拥有的那些课本是他们学习的直接对象,新作家作品更加频繁地出现,而老作品则配上了新评注。这些廉价机械产品的增加正好与新教学理论丝丝相扣。学生们可以单独阅读图书,而不再仅仅待在教室里听讲座。辅导课起初处于补充地位,后来则愈发重要,他们的导师和朋友可以比从前更加自由地向其推荐阅读作品。于是,这些能够获得书籍的学生也就能将阅读行为保留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与经验里,可以从个体读者的角度对各种文本发表见解。此外,假期作业也于此时出现。当然,尽管印刷媒介的出现有力推动了高等教育教学方式的转变,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就此宣称这是人文主义对中世纪教学方法的胜利尚难定论。

除了对授课方式有所影响外,印刷书如何推动学科(尤其是新兴学科)的发展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

作为传统科目的自然哲学在此时出现了显著变化。印刷术的广泛使用使作为自然哲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所谓文本评论面临一个新的局面,即需要阅读的相关书籍在范围和数量上有了很大的增长。人文主义者致力于恢复散佚的古代作品,借助印刷机而使得人们一千年来第一次能够见到大量关于自然问题的著作,尤其是迪奥斯科里斯、卢克莱修和阿基米德的作品。同时,很多人开始到新大陆及“旧世界”中那些具有异国风情的地区旅行,带回了关于这些地区动植物习性和人类风俗的新信息,新兴的印刷术使得人们获得这些新材料更为容易。此外,印刷术还刺激了越来越多的作者开始编纂自己的作品,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本来是没有什么关系来传播自己的手稿的。另外,从15世纪后期和16世纪早期开始,教师教授自然哲学时开始大量采用经典作品的概略和缩写本。为了与此趋势相适应,印刷商开始大量印行标准文本的缩写本,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勒费弗尔·戴塔普尔的著作。他们从1492年开始付印勒费弗尔对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的解释作品,并被广泛使用于英国各地,对英国大学课程的现代化具有极大影响。

至于地理学,尤其是地图的准确绘制,则更需要印刷术所具有的相对标准化的特点。人们通常认为,印刷机能够生产出一种“可以精确复制的图画作品”,这种能力本身就引起了一场传播革命。利用印刷机把一个独特的图像复制并标准化,给人们的视觉意识带来了一场深刻的变革,它可能使地图这样的图像施加于潜在观众的影响,比手绘地图深远得多。毫无疑问,印刷和复制标准化地理学图像的能力,使得整个16世纪的人们对陆地世界的理解发生了有迹可循的变化。当然,根据现存的印刷版地图来看,其准确性的提高是一个缓慢的优胜劣汰过程,当时人们的地理概念还远未统一。

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医学的地位一直徘徊在严肃的学术研究与机械性的技艺之间。其通常有两类文献,一种反映的是理论研究和作为大学课程的实践,另一种则为从业者提供了预防、诊断、治疗的向导。就前者来说,当时托马斯·林纳克翻译的盖伦作品的最新版本(对开本,1519年在巴黎出版)销售情况良好,林纳克在课堂上讲授盖伦医学时使用的就是他自己翻译的文本。这些书籍反映了一种新的学术潮流,促进了医学人文主义在牛津的最初发展。就后者来说,我们对多尼和戈弗雷各自销售记录中的医学类书籍做了一番考察。从1535年至1558年留存下来的101份书单看来,医学类书籍获得了更为广泛的读者群,不仅是与大学有联系的“特权人物”,还包括大学本科生、书商以及城镇中的医学从业者。而如果单从数量来看,大部分医学作品的所有者都不是正式研究或从事医学行业的人,医书内容也主要在于论述实际操作。这些书籍代表了一种医学文化,显然已经超出了学校教师的范围。根据一位世俗拥有者格西耐尔留存下来的财产清单中的记录(于1552年去世)可以看出,他总共保有五本医学书。格西耐尔经常从他的书籍中寻找医学答案,可能不仅仅是进行自我诊疗,而且还向他人提供建议,人们(包括他的家人、族人、邻居,甚至是旅店顾客)通常也会询问他一些健康保健方面的问题。只有当他的建议不起作用时,病人才去看剑桥的职业医生。一部医学印刷书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印刷书的大量出现,到了17世纪下半叶,人们关于信息过多的危机意识不断增强,以致长期以来被尊为“神圣”发明的印刷术不得不为自己辩护,以洗脱被指控导致了一个新的蒙昧时代的罪名。这便促使那些最直接与书籍本身打交道的人,如学者、教师和印刷商联合起来,制定了做注解和索引的方法,同时,认识到索引的效用和长处的还有那些审查索引的书刊审查员,以及为自己的书做索引的作者。这些人都把索引当作一个显示书籍特性的工具,否则这些特性是无法为人所知的。

这种应运而生的摘要性印刷书籍,为读者提供了从众多作者那里选取来的分门别类的语录和例证,同时还提供了一些印刷索引,可以引导首次或者再次阅读一本书的读者找到该书的主题和例证。从16世纪开始,印刷索引数量增多,篇幅增大,而且更加系统化。到16世纪末,索引总体上已经严格按照字母排序,而且变得更加详细,对于一个项目给出了多个条目,并有相关条目的互见参照,相关的条目也统一到一个有几个副标题的主条目之下。这种由印刷书催生出来的发明显然是更有效的查找工具和记忆手段,极大提高了人们接收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从而能够更好地应对信息剧增的问题。

总之,印刷书顺应了当时大学学科课程变化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教学方式的变革,为更多人进行相对独立的学习思考提供了条件。同时,各种新兴学科的发展壮大也得到了印刷术的有力促进,从而使这种变革的步伐加快。另外,由印刷书催生出的索引方法对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而言不啻是更加坚实的保障。

印刷媒介推进了初、中等教育的普及与教学内容的统一

英国普通学校向公众开放大概始于撒克逊时期。这些学校的遗迹基本都是在城镇中被发现的。进入15世纪,这种学校渐趋稳定,当地的赞助人(主教、僧侣或庄园领主)会不时任命新的教师。由于获得了富人的捐助,教师可以拥有稳定的薪水,并且教育也是免费的。自从亨利六世在1440年成立了伊顿公学之后,这种捐助方式便在此后一直延续下去。到宗教改革开始的16世纪30年代,在英格兰至少已经有了80所捐助学校,特别是在那些不太容易为教师支付费用的小城镇中,这类学校增数明显。学校数量的增加,对教科书也有了大量的需求,而印刷术的出现恰恰可以满足这种要求,同时,它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此类学校的发展。

就一般性的学校教育而言,男孩和女孩们在学校中最先学习字母表(通常是拉丁字母表),教师通常将其写在黑板上。而在印刷术出现后,印刷商们便将此种字母表付梓印刷,如卡克斯顿就曾出品过数量可观的印刷版识字书和字母表[4](P.457),促进了英语书写的规范化。在掌握了基本字母后,接着是阅读练习。学生们要从基础的祈祷文学起,为了满足他们学习和参加宗教活动的需要,包括《圣诗集》之类的宗教文本也在卡克斯顿等印刷商的工场中被大量生产。男孩们接下来还要学习拉丁语法,学习如何理解语言以及书写和演讲。由于拉丁语的语法和句子构成与英语相距甚远,英国人在学习此种语言方面比较困难,必须借助一定的学习工具,因此,当时由卡克斯顿出品的多纳图斯语法书便很受青睐。

如果说此前还是零星而为的话,那么到了15世纪90年代,与上述学校教育改革相适应,语法书最终成为了英国印刷品生产的常规和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声望首先应归功于平逊,紧随其后的则是德·沃德。平逊最早出版的著名的学校用书是亚历山大的《文法教本》和多纳图斯的《语法入门》,这两部书之前曾由鲁德和卡克斯顿分别出版过。 1494年,他又印制了人文主义文法学家苏尔皮基奥的语法书,是该书在英格兰的首个印刷版本。随后他与德·沃德展开竞争,制作了《语法入门长编》和《拉丁语入门》。

在16世纪初期,北欧人文主义学者的作品也被英国印刷商送上了印刷机。例如,伊拉斯谟曾帮助时任圣保罗学校高级讲师的利利写出了颇受欢迎的初级学校课本,并在1513年首次出版;他给《对句》所做的英语注释本在1525年之后逐渐代替了中世纪的注释本;其讨论写作问题的《雄辩术》也于1528年在英国印刷,两年后被伊顿采用;他为儿童所写的关于优雅礼仪的书,当中配有惠廷顿的英语翻译本,1532年由德·沃德印制出版,并先后出现过六个版本。此外,还有《对话集》、《丰富多样的词语》和《书信指南》,以及《论基督教君主的教育》等,后来都成为科利特为圣保罗学校规定的书目。

而斯坦布里奇则是16世纪初期最受印刷商青睐的本国文法作家。在大约1505年时,平逊印制了一部基础性的《文法入门》,并称是斯坦布里奇的作品,这部作品在接下来的30年中不断被他和其他印刷商再版。这是第一部能够让学生直接使用的印刷本教材,包括伊顿和温切斯特在内的众多学校都在使用该书。此外,其他基础性课本的版本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也相继被印制,而且都冠以斯坦布里奇编辑之名。它们包括论述拉丁造句的《词典》(1507),论述形容词比较的《韵律比较》(1509),还有俗语的一个汇编,以及一篇论述普通不规则动词的小册子。到了1510年,教师便可以在班里讲授斯坦布里奇关于基础拉丁文的所有主要印刷著作了,这标志着人们借助新技术,首次可以使同一个作者的文法书得到如此广泛的使用。

16世纪早期各种语法书的流通情况表明了当时印刷书的传播范围。不可否认,印刷本的大量印行使这些书不再遥不可及,对学生学习各种语法知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它们在内容上离真正的标准化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例如,从已知的12种利兰《语法入门》的手抄本来看,该作品在发音、拼写甚至材料方面都是多种多样的,而早期的印刷商仍然无法克服这个问题。时人曾就此问题给出过忠告,认为老师在开始讲授一部新作品时,一定要在全班大声通读整部作品,在此过程中,他需要提醒学生“注意随时修正他们自己的副本,添加或删去老师的文本中所没有的内容”。可以想见,在那些使用不同语法书的学校,名称相同的课程实际上存在着更大的差异。坎特伯雷教士会议(1533年在伦敦召开)在一项法令中指出,当一个男孩由于瘟疫或老师过世需从一所学校转往另一所学校时,将会接受到很多互不相同的教学方式,以至于他可能会被“所有人取笑,那些仍然使用较为原始的文法书的学生在其学习进程中将遭受巨大损失”。

真正促成教学内容的完全统一,光靠印刷商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还要依靠更强大的社会力量,而发生于16世纪30年代的英国宗教改革便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改革之前,英国的教育一向由教会负责,而在亨利八世发起宗教改革以后,于16世纪30年代后期任命了一个委员会,用以选择一部统一的语法书。这届委员会已与之前的这类委员会在成员构成上发生了显著变化,他们力图向学校推行统一的文法作品。因此,惠廷顿及一些斯坦布里奇的文法书在这一时期被频繁再版[,从而在公众中赢得了较高和较为持久的声望。由于有了皇家权威机构的出版品,其他文法书在王国境内被禁止使用。

1542年之后,指定作品通常合在一起出版。

权威语法书的强制使用是一项颇有效力的措施。随着授课内容同一性的实现,学校也翻开了新的一页。它们不再仅仅抱有像1400年时那样纯粹的教育兴趣,它们现在是绝对君主制国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尽管有选择其他学校用书和文学作品的自由,但必须教授共同的语法,以贯彻君王的统一观念。

由此可见,从15世纪后半期起,伴随着人文主义教育理念的传入,印刷商和书商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了大量相关印刷书籍,满足了其对“新知识”的需求,从而为进行更深一步的教育变革提供了条件。

不管是受到思想潮流的影响,还是出于政治和宗教的考虑,印刷版教科书的使用无疑可以使教师更加容易按照新要求授课。它作为一种教学工具逐渐替代了配有注释的手抄本,加快了课程改革的步伐,使教学逐渐摆脱了地方传统和口头讲座的形式。另外,印刷术所具有的稳定性和传播性,也使其能够对很多传统和新兴学科的发展演变发挥重要的导向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印刷版教科书也被用来控制学校的教学。统治者利用印刷商生产那些受到认可的书籍,并成为其政治控制的一部分。

当然,人们通常假设随着印刷术的出现,思想的传播方式发生了一场全新的革命,但历史事实却也不尽然。我们需要指出,印刷商们普遍利用了业已确立的思想传播模式、藏书习惯以及图书贸易的市场和发行模式。与中世纪的抄写员及书商所做的一样,印刷商们不仅生产新作者的著作,而且继续提供中世纪学堂和大学中已出现的各种著作。近代早期英国历史在断裂与延续之间始终有其自身的平衡性,这一点也是不容忽视的。

相关推荐

本文暂时没有评论,来添加一个吧(●'◡'●)

欢迎 发表评论: